2004年修宪前，宪法只规定了对土地的征用，而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既未规定征收又未规定征用制度，2004年修改，对前者作了补充，对后者作了增加，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征收征用制度，这是巨大的进步。
第三人在整个土地转让过程中始终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王永亮，华东政法大学在读博士。
（一）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行政诉讼当中，具体行政行为的非直接相对人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一直存在争议。1、是否存在滥诉的风险。在行政诉讼当中，引用法律条文不准确即可能导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引用了错误的法律条文则更应当被撤销。上海市金山区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上述批复，固定并外化了原告同金山区朱泾镇城南C4-C地块之间的利害关系，排除了滥诉的风险。被告作出的金规土闲置处字[2010]第1号闲置土地处置决定书要求第三人到房地产登记机构办理房地产注销手续，在第三人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根据现行的土地储备制度，所有需要盘活的土地都要纳入土地储备体系，由政府垄断收购和储备，并经土地储备中心开发后统一向市场提供，土地储备中心具有在政府行政法规规定的收购范围内垄断收购、储备、开发、供应土地的权力。其次，《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闲置土地，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同意，超过规定的期限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建设用地。[40]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599页。
譬如乙部哲郎教授即认为，尽管税收法定主义以保障国民财产权为目的，但实现此种目的的方式却可二分：其一，对是否符合个别税收法律之规定加以全面且宽泛的考量。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澄清。[1]第二种观点乃是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诚信原则的一个方面或者某一阶段的具体体现，[2]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3]或认为诚实信用原则除了在称谓上被演绎为信赖保护原则外，在规范的内容目标上也表现出了不同之处。同理，平等原则观照下的税收公平主义亦可作此种一般机能与个别机能之二分。
[13] 本文第二部分将对该问题展开较深入之探讨。[21]德国的判例曾一度以此种区分为基础，明确排除诚实信用原则在权力关系中的适用，施米特亦曾认为，只有作为命令强制之客体的国民需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但此种见解明显有违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平等原则，故在当代的学说与判例中已不见踪迹。
[28]问题在于，如果一方面不可全面排除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另一方面亦不可全盘承认该原则的无条件适用，则何时应当适用之？对该问题的解答，或可借助利益衡量这一工具。[9] 参见吴坤城：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44页。[10] See Harry Woolf, Jeffrey Jowell, Andrew Le Sueur, De Smiths Judicial Review, London: Sweet Maxwell 2007, p.609. 可见，认为英国法上虽不存在诚实信用原则，但诚实信用原则在英国法上表现为合法预期原则的观点，显然是误解。[8]但在最早探讨信赖保护原则的德国，已有不少学者对两者之关联加以批判，认为：（1）单纯因Glauben（Treu und Glauben即诚实信用原则）与Vertrauen（信赖）的语词意义相似而视诚实信用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之源流，过于牵强。
（一）法律解释的个案基础依通念，成文法之规定越抽象，其实效性便越依赖于法律解释。[3] 周佑勇：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摘要: 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作为与信赖保护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原则等行政法基本原则相平行的一项原则引入行政法体系，使其作为法解释之基准，担负补充既有法律规范的漏洞、修正法律体系中的错误之机能。（二）利益衡量的个案语境行政法的公益优先性、平等及依法行政之要求与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的冲突，可被理解为一种规范冲突，只是此种冲突存在于作为原则的规范之间。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就信赖保护原则作出的最初判决，依靠的便是诚实信用原则。[32] [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34] See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2-28.[35]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6页。第二，相对人基于自身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信赖，不受信赖保护原则保护。
但对于此种见解，应认真加以审视。综上所述，公益优先原则、平等原则以及依法行政原则可能对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构成限制，而公法关系的权力性，就当代行政法的发展态势而言，已经不能成为限制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的理由。此种观点参见前注1，刘丹文。或许这便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的性格之所在吧。[11] 刘莘、邓毅：行政法上之诚信原则刍议，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其次，关于平等原则、依法行政与诚实信用原则之关系，亦可以利益衡量方式确定之。
[7]日本学界至今亦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当中包含了信赖保护原则。小高剛：《行政法総論》，ぎょうせい1998年版，第20页。
[16]当代日本行政法教科书多将诚实信用原则归于作为行政法之不成文法源的条理法或法的一般原则。前注9，阎尔宝书，第196-243页。
[10]需考虑的是，信赖保护原则在当代已发展出了颇为壮观的理论体系，其精致化程度远非萌芽时期所可比拟，法院将已精致化的信赖保护原则诉诸于抽象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实宜何在？一个或为合理的猜测是，《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款似乎为法官的判决提供了一种间接的论证力，然而在公法领域类推适用私法原则的界限亦须加以框定。然而，行政法上的其他基本原则，诸如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等，亦属法律解释之体系化作业的工具，亦服务于填补法律之欠缺、提供法解释之原理。
[30] 同前注25，乙部哲郎文。[34]拉伦茨亦认为，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有助于解决规范冲突问题，对适用范围重叠的规范划定其各自适用的空间，但由于没有一件个案会与另一案件完全相同，因此不能期待一种单凭涵摄即可解决问题的规则，而是每次都必须考量具体的个案情事。民法学上，探讨某种默示行为是否构成欺诈，首先应确定表意人是否有信息披露义务，而是否存在该义务，按照德国帝国法院的意见，则应考察诚实信用原则是否要求行为人说话，对方当事人根据实际的业务交往是否可以期待行为人作出说明。其理论框架虽略显粗糙，但却可谓正中鹄的。
[24] 同前注22，楠元茂文。如德国学者巴霍夫等人即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般法律原则，可直接从法治原则中引申出来，而不需以其他社会条件为前提，可以作为各种法律制度共同的最低道德标准和规范基础。
[41] 早在1993年，戚渊博士便撰文指出，行政法上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其价值在于补充行政法律条文之不足、协调行政法各基本原则之运用、促进行政公正之实现。然而，当代行政法所呈现出的特征却是成文法的庞杂与规则的精细化，在此境况下，对法律解释的依赖便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成文法应被忠实执行，但执行过程中必然要求对相关条文作出解释。
学界的见解得到了司法实践的应和，在一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案中，法院即认为政府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随意变更和反复无常，在对行政相对人的授益性行为作出后，即使发现对政府不利，只要不是该行为重大、明显违法导致行为无效或因为相对人的过错造成的，一般不得改变。[38]盖相对人有义务时时处处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即便执法部门囿于资源稀缺不能保证随时随地均有执法人员在场，相对人亦不得以行政机关无能力为由寻求信赖保护原则之保护。
（2）信赖保护原则具备宪法层面的位阶，而诚实信用原则却不具备此种位阶，何以从不具备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当中推演出具备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3）在某些事项上，诚实信用原则或可涵盖信赖保护原则，但在法律的溯及效力之信赖保护情形下，立法机关与人民之间并无具体关系，因而无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24]第三，作为民法之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植根于意思自治，并由此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当中两造当事人的关系，除非涉及公共利益，否则并不对法律关系之外的其他人造成影响。参见戚渊：试论我国行政法援引诚信原则之意义，载《法学》1993年第4期。为避免上述危险，至少须挖掘某种最低程度的个案整合之路径，即应当确定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最低限度的识别标准，以判断在何种个案之情境下，诚实信用原则能够提出一个其初步特征（prima-facie）方面的要求。
[26] 同前注22，楠元茂文。其次，对于依法行政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之关系，尽管德国学者黑德曼（Hedemann）认为，片面强调诚信原则之适用，可能诱导出逃向一般条款之现象，从而招致法律的软化与不确定化，因而不可全盘认许，但亦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具备超实定法的位阶，应优先适用之。
遵此，以潜伏拍摄方式获得的证据应被排除。[12]可见，此种见解有与私法相类比，将诚实信用原则视作行政法的帝王原则之倾向。
第一种观点认为，信赖保护原则在实质上与诚实信用原则基本相同。二、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与利益衡量既然诚实信用原则与行政法上的其他基本原则相平行，那么，它所发挥的功能便多是补充性的，而非绝对优先。
